為什么每當我看到別人自拍時,我都有一種尷尬的感覺

來源:影像中國 2016-06-09 18:45:00

伊曼紐爾·奧多尼斯·安吉洛(EmmanuelOrdó?ezAngulo)是一位作家和電影制作人。他目前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哲學專業的研究生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思想和美學的哲學趨同。

在與室友一起共進晚餐時,我的朋友摩根(Morgan)拍了一張我們吃飯的照片。接著她坐回自己的位置上,開始干一些奇怪的事情:她將頭向一側揚起,眼睛看向另一側,然后把手機對準自己開始拍照。每當我看到別人自拍時,我都有一種尷尬的感覺,好像自己看到了什么不該看到的東西。這種尷尬的程度不好形容,它不像看到一場錯誤百出的笨拙戲劇那樣令人渾身難受,但是卻比在廁所打開一扇沒上鎖的門,然后發現里面有人更會感到不適。在我心中,看到有人自拍就好像偷窺到別人在為公開演出進行私下準備一樣。

在電影《自由的魅影》(1974)中,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Luis Bu?uel)構想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應該看到的和不該看到的東西都與現實生活中的正好相反。因此你會和朋友在一場“晚宴”中圍著桌子共同排泄,但卻只能自己一個人在小屋子里默默吃飯。

通過這部電影,導演要想告訴觀眾這樣一個道理:公開與私密的區別也許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應該是你所在的場合以及行事的目的。我們在私下會做很多事情,這都是為了能在公共場合重現這些行為而進行的準備。因此我們應該在沒人的“后臺”默默完成私下的準備工作,在“舞臺”上大方展示應該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行為。

為什么我們在人前進行這種“表演”時經常會有一種強迫感?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認為,敘述是一種基本的人類需求。敘述不僅需要訴說生活的故事,更需要我們有切實的生活體驗。

我們如何選擇閱讀新聞的方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是一個千禧一代,我會選擇在Facebook 上關注當下熱點事件;如果我是一個銀行家,我會買《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來獲取信息。但如果千禧一代訂閱《金融時報》而銀行家轉投 Facebook,似乎他們就沒有恰當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根據我們的角色以及所身處的故事,我們能夠理解自己以及其他人。麥金泰爾在《追尋美德》(1981)一書中寫道:“整個人類生活就是對敘述故事的追尋。”從這個角度來看,摩根的自拍是她敘述方式的一種,也是她生活的組成部分。

同樣,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在1938 年出版的小說《惡心》(Nausea)中寫道:“有一個人總喜歡講故事。他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可以講給別人聽的故事。他想要活出的人生,就好像自己曾經描述過的故事情節那樣。”

要想證明自己的故事,他需要證據。換句話說,無圖無真相。但是當他坐在CafédeFlore 咖啡廳時,不禁捫心自問:我真的要給別人說一說我正在喝的這杯咖啡嗎?我真的給別人描述了我做的每一件事,而我這樣做就只是為了說給別人聽嗎?他心中漸漸有了答案:“你要做出選擇:要么好好生活,要么繼續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別人聽。”

如果活在當下,他要么好好享用眼前的那杯咖啡,要么拍照上傳到Instagram上。

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對“被敘述的生活”(narrated life)這個理念也有同樣的擔憂。在麥金泰爾看來,整體的現實生活都是對虛構生活的模仿。但是威廉姆斯則認為,文學的虛構角色與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角色”之間有一個關鍵性的區別:虛構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完整的,但我們的現實生活卻并非如此。換言之,虛構的角色不需要決定(就擁有)自己的命運和未來。威廉姆斯說麥金泰爾忽略了一個問題:雖然我們理解自己身后的往事,但是生活使我們不得不繼續前行。當面臨選擇時,我們不會停下腳步,仔細思考哪一種選擇的結果與我們(之前的)生活故事具有最佳的一致性和連貫性。誠然,有的時候我們會考慮每種決策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并以此作為依據進行抉擇。但是為了確保能在最開始就擁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根據最基礎和根本的原因來生活,而不是關注自己的公眾形象。

威廉姆斯表示,參考我們的“角色”去生活會導致我們陷入一種與原有生活模式截然不同的虛幻的生活風格之中。這就好像你試著有條不紊地去做一件自己早就習以為常的事情,結果增加了行事的難度。比如你在走路的時候總想著應該如何去走路,最后就會被自己絆倒。

當威廉姆斯在十余年前得出這個結論時,世界上自拍照的數量還少之又少,恐怕連當今世界自拍照總數的一半都不到。如果威廉姆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如今在試著更多地了解自我?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的確如此。但這是因為理解我們經歷的往事意義重大,這是我們能背負過去繼續前行的必然條件。如同哲學家大衛·威爾曼(DavidVelleman)所言,人類為了理解自己的生活才打造出了公眾人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敘述生活,而是為了樹立起一個易懂的形象,方便將其視作自己的“影子”。即便是困于荒島上的魯濱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小說《魯賓遜漂流記》主人公——譯者注)也需要塑造出一個代表自己的形象,這樣他才能記錄生活。

人類對于這種可理解性的需求源于私人空間和公共領域之間的區別: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必須打造一個自己對外展示的形象。而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對生活進行挑選,將一部分公之于眾,將另外一部分當做隱私。如此一來,私人空間就是我們決定對外隱藏起來的部分。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覺得私人空間的生活可恥不體面,而是認為它不能幫我們完善自己展示給公眾的形象。摩根的自拍就是一種基本人類需求的體現——展示自我。

威爾曼也許會把摩根的行為叫做自拍傳染病。這種“疾病”之所以能夠流行開來,得益于自我展示的工具數量不斷增加——Facebook、Twitter 和類似的諸多網站。這些網站一起壓縮了人們的私人空間。

如果說控制我們對外展示的內容是一個必然的要求,那么社交網絡就是滿足這種需求的手段。只不過,作為手段的社交網絡數量出現了爆炸式增長罷了。從表面來看,威爾曼認為我們可以稍加克制自己展示自我的欲望。但是,他是在 14年前得出的這一結論。如今,我想他會沖著那些使人們自我展示更加豐富多彩的標簽(比如#wokeuplikethis,#instamood,#life,#me)咆哮怒吼。但無論怎樣,威爾曼都說過:每個人都有權利對外展示或隱藏自己覺得適合的東西。

無論是否應該將人生看做一個故事,我們都要在生活中做出選擇:將一部分展示給別人,將一部分留給自己。我們必須能在兩者中間靈活切換,掌控全局。如果我們對于公開或者私密的認知與其他文化或者其他年齡的人有所不同,那么每個人對這兩種概念的定義自然也可以有差異。所以無論何時發現室友在自拍,我都會繼續有一種尷尬感,就好像我不小心撞到她們在換內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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