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欲與哀矜中讓生命煥發出微弱光芒

來源:北京文藝網 2016-10-11 09:33:00

張定浩,詩人、評論家。筆名waits,著有隨筆集《既見君子:過去時代的詩與人》、文論集《批評的準備》、譯著《我:六次非演講》等。2016年憑借詩集《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獲首屆書店文學獎。

李敬澤,著名評論家、散文家。著有各種理論批評文集和散文隨筆集十余。2014年出版文集《致理想讀者》,2016年出版《青鳥故事集》

任曉雯,小說家。出版有長篇《她們》、《島上》,短篇集《陽臺上》、《飛毯》。1-4屆新概念大賽連獲一、二等獎。

詩人、評論家張定浩日前推出新作《愛欲與哀矜》,書中收入他近十年所寫的文學隨筆二十余篇。其中所涉及的,從格雷厄姆·格林、愛麗絲·門羅到奧登、布羅茨基,從《斯通納》到《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基本都是作者鐘愛的作家與作品。某種意義上,這是一本閱讀之書,也是一部寫作之書。日前,張定浩與著名評論家、作家李敬澤在任曉雯的主持下就文學、批評及其他展開了一場談話。

批評家與表揚家

任曉雯:我想問一下,我現在感覺到有時候評論家成了表揚家,當然這不是評論家的本意,但可能因為大家在一個圈子里面,說出來的話和心里面想的會有所偏差。就比如說我自己的性格,我覺得我就是一個老好人,肯定不敢得罪人,我這種人是不能做評論家的。所以我想問一下兩位資深評論家,你們會覺得有這種顧慮嗎?你們覺得除此之外,一個好的評論家需要具備哪方面的性格和素質?

李敬澤:批評家的工作不是為了得罪人,當然也不是為了取悅人。在與作家、與讀者的對話過程中,一個批評家的根本志業就是幫助這個時代獲得一種自我意識,讓好的、有價值的東西浮現出來、確定下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批評家會投入有形無形的爭辯,有時他要獨持異議甚至力排眾議,不管他的方式是激烈的還是從容的,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他都應該是真摯的,但這種真摯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隨便一個讀者都能作出真摯的判斷,而批評家除了說真話,還要講道理,他要見多識廣,要有領先的發達的感受力,要說出他自己的道理。當然一個時代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好東西是什么,這是一個艱苦復雜的過程。陶淵明在他的時代就沒被認出來,到宋代才被蘇軾他們認出來。批評最終是為了認出陶淵明,而不是為了找出世上的爛書,爛書自有廢品收購站和造紙廠和時間進行“武器的批判”。

張定浩:我就覺得一個作家寫出一本糟糕的書是值得同情的,而不應該去批評,他本身就已經很難過了寫了一本糟糕的書。

李敬澤:是這樣,我看到誰寫一本很差的書我都替他不好意思,我也不想用他的愚蠢折磨我自己。

張定浩:前幾年我自己倒的確寫了一批言詞尖銳的文章,但我覺得不是針對那些作家本人的,而是說,一個作家寫了一部糟糕的小說,竟然依舊慣性般地獲得那么大的贊譽,我覺得這些贊譽本身是不正常的。尼采說過,假想一個人具有一種他實際上并不具有的美德,這是接近瘋狂的行為,會讓一個人或一個時代一天天變壞,也就一天天不公正。在美學意義上和對自我生命的滋養上面,我非常贊成奧登的話,但另一方面,某些時刻寫作有一種倫理學的要求,要求你面對一種不公正去發言。當然,這種發言也不能持續太久,太久自己也會生厭,所以我這兩年也是盡量只評論自己喜歡的書。

李敬澤:定浩說的對。一個批評家要有戰斗精神,這不是對著作家的,一個批評家和作家沒必要搞成天敵;而是說當圍繞著某一本書或某個作家的書,形成了某種文化趣味、文學風尚,如果我認為這是一個壞趣味或者是壞風尚的話,那么我們要為此而戰斗。在這種意義上,批評家有他的文化責任、倫理責任,就像剛才定浩說的。

當然,批評家也并不必定真理在握。批評家和作家有時會形成張力,我們看到很多大作家經常對批評家咬牙切齒,美國人性子比較直,像海明威、諾曼·梅勒等都有在公眾場合毆打批評家的劣跡。通常來講作家的身體都比批評家好,我們真打不過作家。但這個事情如果換個角度看,如果批評家和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家,能夠形成精神上的張力、一種精神上的緊張、爭辯、對抗,這本身就是一個時代文學的活力所在。

張定浩:這種張力的確有益。我在想,一個批評家基本都是立足自己時代的,他就置身在這時代看所有的問題;而好的作家往往都是超越自己這個時代的,他要等待下一個時代的讀者,很多時候是這樣。因此,這樣的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張力,就會轉換成這個時代和即將到來的那個時代的張力。

愛欲與哀矜

任曉雯:謝謝,兩位都講得非常好。那我接著想問一下,像定浩你寫作很大的一個主題,就是愛,包括新書《愛欲與哀矜》,其實也是把愛放到了一個關鍵詞上。但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其實中國作家是缺乏愛的,包括我看到一些非常優秀的青年作家,也會被評論說太灰暗。而像許多西方作家,即便寫人性的陰暗,比如奧康納,可能因為有宗教的背景,就會每每在這樣完全的人性黑暗當中召喚出一個恩典時刻,使得人性的黑暗和某種更高處的光之間構成某種秩序。但在中國當下,可能是一個信仰比較混亂和缺失的時代,好像就覺得始終在一個苦難和人性善惡的循環當中彼此傷害和打轉。

所以,這個問題并不是關于個人寫作的,它似乎是一個普遍的困境,想請教一下兩位關于這個問題的困惑。

張定浩:寫人性黑暗,寫生老病死,這種東西特別容易打動人,而一個作家要避免這樣的打動人,因為太輕易了,作為一個使用文字和掌握修辭的人,他要保持某種自律。如果一個人寫得很糟糕就不管他了,如果一個人寫得還不錯,那么他更要警惕自己,不要濫用修辭的煽動力。要認識一些不好的東西,根本不用通過文學,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糟糕和不愉快,而對寫作者而言,要有能力去看到那些更好的東西。我理解的好的寫作,是一種轉化的過程,把生活的陰面向著陽面轉化,這種轉化過程,就是創造,這不是偽善,而是說我們要有能力把黑暗的東西消化和轉化,繼續更好地生活,借助愛。

法國詩人布勒東說過一句話,藝術最簡潔的定義就是愛。所以關于這個“愛”的主題其實不是我自己的發揮,而是在我閱讀過程中,不停地會遇到這個詞,不停地會遇到一些杰出的作家在談論愛,因此閱讀他們也是領受一種教養,愛的教養。

李敬澤:我覺得對著這么多人談論愛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在這樣的語境中談論愛,很容易輕浮。

更何況,我們在這里談論的是愛欲,而不僅是愛。在柏拉圖那里Eros(愛若斯)是一個中心概念,不只是《會飲篇》,他的對話的其他各篇里反反復復在談愛欲問題。這個愛欲遠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人和人之間的愛,更不是兩性的那種愛,如果一定要比附,我覺得它類似于佛教里講的,生命的欲和苦。

我們之所以要活著,而且大家都活得興致勃勃,是因為我們有所欲,實際上就是有所愛,但是我們所有煩惱也都由此而來,這是佛家的看法。那么當柏拉圖用“愛欲”這個詞的時候,我覺得其中也包含著它的對立面:愛與恐懼,或者欲與苦。

在這個意義上說,愛欲本身就包含著哀矜。至于中國作家對人性對生活的看法,是看黑暗看得多一點,還是看光明看得多一點,我覺得不是這么簡單,人生也不是這么簡單。可能我們的問題恰恰是覺得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方案,可以決定是從黑暗的角度進入,還是讓世界充滿愛的角度進入,這樣簡單的角度,都不能真正看清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內心。我想我們是欲著也同時苦著。在愛欲中充滿生命的力量,同時也充滿了生命的渺小、卑微和痛苦,這些,我們都要面對。

所以,小說家不是應許什么,我覺得他們也沒有能力應許什么,他們只是在愛欲與哀矜中,力圖使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生命能夠有光芒煥發出來。

張定浩:說到光芒,我知道敬澤老師現在開了兩個文學批評寫作之外的大專欄,一個是關于《左傳》的,回到古典;一個是立足當下,把那些“痛苦”的批評家生活寫成虛構和非虛構混雜的文本。

李敬澤:這就是愛欲,痛苦中或許包含著隱秘的幸福和快樂,當我感到開這個會或者做這個活動很煩很痛苦的時候,至少我可以回去把它寫成小說。

張定浩:對,這可能是寫作者(創造者)才具有的快樂,他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愉快,都可以變成他的素材,以至于他所經歷的事情都成為有價值的。

詩人與批評家

任曉雯:在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做過學術青年,我對評論蠻感興趣,但感覺寫評論的東西跟寫作的東西會在我頭腦里面打架,我就迅速地放棄了評論。那么我就很好奇,在你們身上是否感覺到打架的時刻?比如說作為寫作者的話,我自己覺得他一定是非常具有偏見的,因為偏見能夠使得他產生獨特的趣味,而趣味能夠形成他的風格,但是如果作為評論家的話,是不是有的時候必須要放棄一些偏見,去容納一些自己趣味之外的東西,嘗試做出相對更客觀的一些評論?我覺得好像這個問題有的時候會困擾我。

張定浩:我沒寫過小說,或許我可能是失敗的詩人,在寫評論文章的時候,對于行文措辭,可能會有類似寫詩那樣的要求。我覺得在寫詩和寫評論文章之間,其實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它們都需要積累,以及準確。

詩歌它需要情感的積累,寫評論文章需要知識的積累。所謂的偏見,可能很多時候,如果自我積累到足夠程度,這個偏見會消散一點,那個“小我”會一點點大起來,偏見會轉化成洞見。其次,詩歌和評論的關系,有點像音樂和數學的關系,都需要一種內在的精細準確,都需要用準確的字句,去表達準確的情感,把別人不能夠表達出來的感受用準確的詞去表達和傳遞出來。

至于兩者的不同,對我來講,可能寫文學批評的時候,我是面對一個要說服的人,一個抽象意義上的,男性的“他”,我心里面會想著他會怎么樣跟我辯駁,我會在心里面一直設置一個對立者,他一直在跟我說你這樣說不對,那樣不對,那么我就在想我可以怎么樣讓你覺得我對;但是寫詩的時候,我的對象可能是一個女性的“她”,是一個相對親密的人,我只是跟她進行一種私語,我不需要說服她,我只是在召喚她出現。詩歌和評論,在這個層面,的確又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其實沒有回答曉雯的問題,但是曉雯你的問題很好,激發我說了這些。

李敬澤:曉雯說到作家的偏見和評論家應當具有的客觀,但對任何一個批評家來說,我覺得他一生中可能需要克服的一個幻覺,就是以為有某種巨大的“正見”已經被我發現。實際上這是非常虛妄的。客觀是相對的,因為任何批評家的觀點都立足于他特定的知識、經驗、趣味,以及他的時代的具體條件等等,諸多因素影響之下,他形成了他的一套觀點,這里邊很難說不包含偏見。

有的偏見,就像人的毛病,有的毛病很壞,需要改,需要治,但是也不能全治好,成了一個沒毛病的人。風格就是局限,從這種局限里也可能抵達定浩所說的某種洞見。我最近沒事翻批評史,中國的文學批評史就是一個沒完沒了的糾偏過程,永遠是后邊的批評家在整前邊的風,結果他剛整頓好了還沒有多少年,后邊又有人來修理他了,一個無窮無盡的辯駁和批評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那個“客觀”可能類似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它肯定在,它就在這個批評過程里,但具體到一個批評家,你得有多狂妄才敢宣稱自己達到了這個絕對的客觀。

理論與文學

任曉雯:在張定浩這本新書《愛欲與哀矜》里面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盡頭與開端》,里面有幾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說他引用杰夫·戴爾的話說,絕大多數學者寫的書是對文學的犯罪,他本人也寫到說,只有糟糕的庸常的學者才被冠以學院派的標簽,就像只有生產不出好作品的作者才被稱為文學青年一樣。我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有時候會有共鳴,因為有時候寫作的人聊起評論家,有的時候會覺得某位評論家寫的東西有點隔,可能好像理論的成分太多了,不能深入小說內部。所以我就想請問一下兩位,你們怎么在看文學評論中理論和文學的關系,以及怎么看“學院派評論家”這個詞?

張定浩:關于學院派,剛才聽到曉雯引述我的那句話,自己覺得很汗顏,因為那里面明顯有一種火氣,那是不應該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應該避免的。那篇文章寫的是英國作家杰夫·戴爾那本以勞倫斯為題材的小說《一怒之下》,我記得書中一開頭他就說,我為了研究勞倫斯,我已經看了他太多的東西,也去過他所有生活過的地方,我已經筋疲力盡了,但是我依舊寫不出來怎么辦?他從他的焦慮開始寫起。這讓我很感動。我覺得他雖然是小說家,但他寫一本虛構作品的時候依舊會窮盡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材料,他首先會自覺地去研究過去,也就是說,所謂文學也好理論也好,首先都是基于對過去的努力把握,不僅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創造或規訓。

李敬澤:曉雯的問題,也是理解定浩的寫作的一個重要線索,就是何為批評家。定浩現在執著地聲稱自己是詩人,但好像大家主要還是承認他是一個批評家。我覺得,實際上存在兩種批評家,一種批評家,他的背景和資源確實是高度理論化、學術化的,他的志向在于學術的知識生產,和文學的創作、閱讀其實關系不大;還有一種批評家,包括我自己和定浩,當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談論鮮活的文學經驗——那些更近于詩,難以成為知識,甚至是反知識的經驗。這樣的批評家可能更近于作家,作家型的批評家。前一種批評家必須“隔”,后一種批評家致力于“不隔”,這不涉及褒貶,臘肉和鮮肉各有各的好,但張定浩顯然是一個作家型的批評家。

(編輯: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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