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習特會守住中美經貿壓艙石,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機遇期

來源:搜狐財經 2018-12-02 12:53:00

美國總統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總統與中國的工作晚餐發表聲明,美國總統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結束了兩人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非常成功的會晤”。敬請閱讀!

據白宮發文,中美領導人在G20期間進行了“非常成功的會晤”。美國將避免在2019年1月1日將2000億商品關稅從10%上升至25%,中國承諾加大自美國進口農業、能源、工業品等更多產品。兩國同意就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貿易壁壘、網絡安全、服務業和農業等方面結構性改革展開談判。中美貿易戰緩釋,符合筆者在《不要錯過貿易戰降溫的機遇期》、《2019:探尋中國經濟樂觀的理由》、《如何避免中國的"流動性陷阱"?》等系列文章中的預期。

兩國領導人同意暫時休戰,推動貿易談判,十分不易,避免了兩國直接對抗升級,即防范兩國關系從貿易領域迅速惡化、延伸至其他領域,甚至出現全面對抗的最差局面。在筆者看來,中美對于暫緩貿易戰均有訴求,中美經貿關系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一旦經貿關系不穩,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矛盾會更容易急轉直下,應該堅守中美經貿伙伴關系不動搖,把握G20會議扭轉惡化的局勢,重提市場信心。

接下來,高層定調之后,中美談判團隊會圍繞兩國在結構性改革、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有更進一步的談判。預計中國將加快新一輪的對內對外開放市場、特別是開放金融市場與服務業領域、進一步降低關稅、以及非貿易壁壘關稅、強調知識產權保護與競爭中性等。在筆者看來,這既是回應外部訴求的表現,也符合中國自身發展需求。

短期來看,鑒于外部中美貿易戰風險緩釋,國內政策拐點已經出現,明年中國經濟情況可能會比預期的要好一些。而貿易戰風險降低,明年美國稅改利好基數效應消失,美國經濟有可能會有所回調,當前美聯儲也釋放出鴿派信號,這使得明年美元保持弱勢是大概率事件,隨之人民幣貶值壓力也將減輕,甚至會出現升值。

此外,明年困擾中國經濟的風險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如何避免中國陷入“流動性陷阱”是關鍵。2020年特朗普大選之前,中美貿易趨于緩釋,已經是十分不易的局面,為中國改革開放贏得了難得的時間。未來關鍵在于能否尊重經濟規律,強化規則意識,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的泛化,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走出困境。在筆者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化改革的決議十分清晰,未來如能切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土地改革等關鍵改革,則有助于避免中國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阱”。

更為詳細的解讀,請參見更為詳細的解讀,請參加筆者此前《不要錯過貿易戰降溫的機遇期》(10月31日)、《2019:探尋中國經濟樂觀的理由》(11月15日)、《如何避免中國的"流動性陷阱"?》(11月28日)三篇文章。

不要錯過貿易戰降溫的機遇期

目前各方對年前中美避免貿易戰升級為全面貿易戰,阻止2000億產品關稅從10%升至25%普遍比較悲觀。例如,上周筆者在北京參加FT年會“中美貿易戰和全球經濟”的討論中,美國商會會長畢艾倫表示中美貿易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雙方都已沒有接觸。而筆者接觸到的國內政府工作人員和學者也大多對貿易戰終止的預期很低。

但是,筆者認為,越是悲觀,往往說明事態越嚴重;預期越低,往往越是有談判的希望。在筆者看來,11月底G20會議或是年底為貿易戰降溫的寶貴窗口期,需要珍視。

其實,當前大部分人對中美貿易戰的緩和并未抱有太高期望,主要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9月24日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以來,中美雙方談判一度陷入停滯階段;二是美方的要價水漲船高,希望中國在國企補貼、知識產權、中國制造2025等方面做出更多承諾,并將經濟問題延伸至外交、政治等諸多領域,中美短期分歧看似無法調和;

三是美方對待談判態度軟硬兼施,讓人無法判斷其底線與真實意圖,如一方面表示貿易戰有的談,一方面又放話,如果中美領導人會話無法取得進展,美國準備在12月初宣布對所有剩余進口商品征收關稅。

在此背景下,避免全面的中美貿易戰還有多大可能?相對而言,筆者并沒有市場上大多數的判斷那樣悲觀。在筆者看來,抓住11月G20中美高層會晤的關鍵時點,拖延貿易戰進一步升級到對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甚至是重啟談判,達成休戰協議,都是有可能性的。實際上,從當前美國經濟的一些表現、中美雙方的政策取向和態度釋放等方面來看,一些積極促和的跡象正在出現。

從美國來看,筆者8月份曾在上海做過一次演講(“貿易戰中國很悲觀,美國也很焦慮”)。在筆者看來,特朗普雖然對待貿易戰咄咄逼人,但貿易戰對美國而言絕非穩賺不賠。美國經濟走勢、金融市場波動、國內政治風向與企業界的反應,都將成為影響未來美國對待貿易戰政策取向的關鍵變量。

在金融市場方面,10月美國出現了“股債雙殺”的局面。截至10月26日收盤,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別較年內高點下跌了9.3%、8.4%、11.9%。同時,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則一路上揚,于10月9日升至3.256%的高位,刷新2012年以來最高水平。美國金融市場巨幅波動,凸顯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一方面與美聯儲加息、估值過高等基本面因素有關,一方面也受到貿易戰不確定的影響。

從美國經濟基本面來看,美國經濟到達階段性頂點是大概率事件。三季度美國經濟超預期達到3.5%,主要與稅改企業盈利改善和居民薪酬上漲拉動消費支出增加密切相關。但隨著明年稅改利好基數效應消失,貿易戰負面影響顯現,且美國財政政策空間已越來越小,美國經濟或將承壓。IMF在10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計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將放緩至2.5%,較今年4月的預期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

此外,貿易戰或推高美國通脹水平。在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的2000億美元清單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納入對華加征關稅的范圍,而這兩類產品中美國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占據其進口的一半以上,加征關稅無疑將加大美國國內商品價格上漲壓力。倘若特朗普更進一步,對全部來自中國的商品加稅,考慮到美國目前九成的雨傘,八成的玩具、七成的頭飾、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類、紡織產品進口均來自中國,也將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另外,通脹的上行,使得美國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繼續加息,這也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其早前曾就美聯儲的加息行動大加指責,美國國內政策分歧也會進一步加大。

從美國企業角度來看,貿易戰對美國企業成本的影響開始顯現。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筑設備生產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鋼鐵進口關稅和貨運費上升,導致公司最近一個季度產生了約4000萬美元的額外成本。美國福特汽車9月就曾表示,鋼鐵關稅已經導致公司獲利減少10億美元。

此外,波音公司也表示,去年中國航空公司的業務占該公司總業務量的30%,長期貿易戰將對波音公司不利,目前波音公司未來考慮首次脫離美國本土,計劃在中國內地投資修建完工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國兩黨多名眾議員亦有所行動,積極推動特朗普政府允許企業申請最新一輪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豁免。

對于特朗普本人而言,如今其面臨的內外部政治壓力同樣不小。于內,特朗普在11月初有贏得中期議會選舉的政治目標。考慮到目前選舉形勢對共和黨而言越來越有利,一旦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拿下兩院多數席位,謀求連任將成為特朗普的主要任務,未來避免美國經濟下滑十分關鍵。對外,通俄門的調查深入、與歐盟、日本傳統盟友的間隙、以及土耳對沙特的步步緊逼打擊特朗普在中東威信等等,都使得特朗普在對外關系上多面承壓,如果再加上對華的全面對抗,特朗普很難游刃有余。

于中國而言,避免貿易戰升級的考慮一直都在,畢竟貿易戰蔓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雖然短期來看,美國進口商與零售商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人民幣貶值、出口退稅率調高也會減緩很大一部分壓力。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替代美國的出口市場并不易得,貿易戰對投資前景、企業家信心,產業鏈以及上下游行業的影響深遠貿易戰持續越久,風險越大。

例如,雖然從理論上,中美爆發貿易戰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可以轉向其他國家地區。但通過研究發現,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幾大出口國的進口額中所占的比重已相當之高,進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場占有率的空間極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國市場的替代市場或是十分困難的。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貿易戰對產業鏈的影響不容小視,這種影響是數學模型難以精確計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對中美貿易戰前景不確定的擔心,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對中國投資存在遲疑,并在逐步調整其全球布局。據報道,為避免美國的高額進口關稅,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審視其在中國的業務,并有計劃將生產線轉移出中國。蘋果公司就加征關稅表示擔憂,但特朗普卻在推特上表示,蘋果只要把相關的工廠遷回美國就能夠輕松解決。

更進一步,可以預期,中美經貿關系始終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一旦經貿關系不穩,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矛盾會更容易急轉直下。因此,珍視11月底G20中美領導人對話的難得時間窗口,盡量延緩貿易戰的階段成果,還是值得嘗試的。

可以看到,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政策信號正在為11月G20中美高層對話營造談判的空間。例如,中國已經恢復了對美國大豆、玉米和石油的進口;《人民日報》文章《風雨過后是彩虹》中提到,中國已不屑于實施“以牙還牙”的直接報復,態度傾向有所緩和;此外,有報道稱昆侖銀行或于11月1日起停止接受伊朗向中國支付的人民幣款項等等。

除此以外,中國進一步的開放措施正在落地,包括習主席在博鰲講話時提到的加大進口、降低汽車關稅、開放服務業和金融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而近期,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在G30國際銀行會議上的發言時提到,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將加快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

綜上,對待貿易戰,筆者認為,在特朗普底線不明的背景下,需做好兩方面的打算。一方面,為最壞的情況做出準備,做好自己的事情,提振各界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市場化改革的部署,改革措施的落實“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并積極參與多邊談判,如加快中歐自貿區嘗試,加強東盟16國之間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以及推動中日韓FTA談判,甚至主動參與加入CPTPP都是積極嘗試,有效對沖外部風險。

另一方面,11月中美領導人會面,是貿易戰降溫的難得時間窗口,統籌考慮,盡量避免中美之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轉為全面對抗,仍然十分關鍵。相信經過貿易戰以來,美國經濟、政治方面的多方風險日益顯現,特朗普全面對華貿易戰的壓力也將不小。

中國產業鏈完全,市場巨大,是美國企業也難以割舍中國的巨大市場,如在中國加快開放后,特斯拉、雪弗龍都表示在中國設廠,預計年底談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給出更加務實談判條件。

因此,積極把握住11月的G20中美談判,促進中美在貿易問題上達成和解,值得一試。

2019:探尋中國經濟樂觀的理由

每到歲末年初,對來年經濟的預測和展望都備受期待。然而,近年來,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中國國內經濟,黑天鵝事件往往層出不窮,經濟短期波動越發劇烈、政策執行效果難于把控,年初既定政策在年中反轉的情況時有發生,為做預測增加了難度。

以2018年為例,盡管當下中國經濟出現內憂外困局面,政策也迎來放松態勢,但在年初,市場對2018年經濟前景普遍是非常樂觀的,對資本市場的期待,對企業盈利的看好等,支持不少機構在今年年初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然而,筆者在年初專欄文章《展望2018:防范中國經濟的灰犀牛》中,對待今年經濟增長比較謹慎,對去杠桿背景下金融體系脆弱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也表達了一些憂慮;此外,在《中美貿易戰的風險有多大?》文章中,筆者亦談及了對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的警惕。如今看來,去杠桿和貿易戰風險在今年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回顧過去三年,黑天鵝事件也接連出現,使得年初預測也經常與實際經濟運行存在較大出入。如海外方面,2016年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勝選上演黑天鵝,將危機以來,經濟下行壓力緩釋背后的社會割裂呈現的淋漓盡致。2017年歐元區強勁的經濟增長令全球為之一震,也助推歐元成為當年表現最佳的貨幣。而進入2018年,歐洲經濟表現平平,特朗普減稅則給美國經濟帶來明顯提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走勢出現背離,且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挑起貿易戰又讓國際機構屢屢調低對全球經濟與貿易情況的預測。

從中國國內情況來看,始于三年前的三去一降一補,目前來看,很多政策的演變也超出了政策出臺的初衷。如去產能方面,從產能過剩到行業利潤大增僅僅用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去庫存方面,一二線城市率先實現房價翻番,其后得益于棚改貨幣化延續至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由庫存積壓到火爆銷售也僅用了兩三年的時間;而去杠桿政策在持續推進的過程中,也出現負面沖擊,如近期央行易綱在談到去杠桿政策時表示,“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慮不周、缺乏協調、執行偏離,強監管政策效應疊加,導致了一定的信用緊縮”,意味著未來去杠桿政策也將迎來調整。

展望2019年,當下市場對于國內經濟前景的判斷普遍是悲觀的,對宏觀政策有效性的質疑、對貿易戰風險的焦慮持續困擾著國內投資者與企業界人士。但根據往年情況,筆者認為,市場的情緒通常會放大,而轉折往往發生在市場一致看空或看多之際。因此,在當前市場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其實不妨也找一下2019年,中國經濟可能會好于預期的理由。

在筆者看來,從海外經濟來看,當前美國經濟其實仍然處于一個比較好的時候。稅改提振美國經濟增長,企業利潤明顯改善,居民收入提升,拉動消費增加。此外,當前美國失業率也處于歷史較低水平。當然,明年美國減稅的基數效應會消失,預期明年美國經濟可能會從高位有所回落,但整體來看,仍將會是一個不低的水平。

相對來看,歐洲的問題也并非是經濟問題,而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不確定性。從經濟角度來看,當前歐洲經濟仍在擴張區間,失業率持續下降,德國財政持續四年盈余,歐洲銀行業盈利能力有所改善,金融形勢整體上保持穩定。接下來,如果歐盟能就英國脫歐、與意大利的財政預算爭論等事情上達成平穩過渡,歐洲表現同樣值得期待。

與2018年相比,筆者預計,2019年新興市場的波動可能會有所減少。實際上,近年來,新興市場資本流出、貨幣大幅貶值均與美元強勢升值的背景有很大關系。展望2019年,倘若美國經濟有所回落,美聯儲加息步伐預計也將偏于謹慎,甚至低于3-4次的預期,在此背景下,預計美元升值空間非常有限,相反,美元走弱的情況可能會發生,這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和貨幣而言是個利好。

而困擾全球的貿易戰風險,在2019年也有望比2018年有所緩和。中美兩大經濟體貿易戰是否會持續是影響全球市場的最大不確定性,國際組織也紛紛據此下調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但近期又有積極跡象出現,包括中美兩國領導人已通話,強調中美經貿關系重要性,中美雙方重啟貿易談判等。此外,近期中國舉辦進博會、降低汽車等多個行業的關稅、恢復美國大豆進口等舉措,都為中美貿易談判的重啟營造了較好的氛圍,2019年貿易戰持續升級的擔憂有望緩釋。

從國內經濟來看,2018年以來,中國消費疲軟、投資下滑,但在此背景下,政策的拐點已經出現,10月31日政治局會議上,對去杠桿的表態已經不再提及,相反,央行易剛行長也早就表示杠桿已經穩住,預計未來貨幣政策會保持整體寬松的態勢。除此以外,補短板背景下,預計基建投資會比2018年有明顯提速。當然,房地產市場“房住不炒”的主基調并未變化,預計房地產投資仍然會保持回落態勢。

除此以外,預計2019年減稅措施會明顯加大,一方面體現在個稅改革方面,2019年將就五大抵扣事項出臺更多細則,配合稅改個稅起增點的提升,有助于在經濟與收入下滑的背景下,支持居民消費保持穩定。實際上,在剛剛結束的“雙十一”網上購物節上,京東、天貓等網上銷售均創歷史新高,京東海外購更是增長迅速,凸顯了當前居民對于高端消費的旺盛需求。同時,配合鼓勵進口政策措施的深入,預計消費產品多樣化,也有助于支持個性消費提升。

另一方面,如果對企業層面可以推出更大規模的減稅措施,且落到實處,也不失為挽回民營企業信心的重要手段。實際上,近一段時間以來,民營經濟信心不足的話題引發廣泛擔憂,在筆者看來,民企信心不足一方面與融資環境惡化、資金鏈緊張有關,一方面也與近年來去杠桿、去產能、規范環保政策和社保政策對民營企業造成明顯負面沖擊密不可分。從目前來看,決策層已就上述問題提出改進措施,是個積極跡象。但只是開端,未來強化規則意識、注重政策落地的連貫性才是重拾民企信心的關鍵。

綜上,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部的深刻變化,市場普遍對明年經濟預測十分悲觀,但在筆者看來,越是一致看空,越是可以期待,真實情況也許會存在改善空間。

整體來看,筆者認為,明年最大的風險是貿易戰升級的態勢能否得到緩釋,如果11月底中美貿易談判取得積極成果,那么,2019年的基準情況是中國經濟回落的程度是有限的,預計經濟增速大概率會在6%-6.5%之間。但倘若中美之間無法就貿易問題達成協議,明年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從10%上調至25%如期而至,即便加大減稅力度和貨幣政策放松對沖,其對中國出口、就業、投資環境、企業家信心以及產業鏈等方面的打擊將十分巨大的,屆時將明顯拖累中國經濟下行。

如何避免中國的“流動性陷阱”?

近來“外憂內患”常被用于描述2018年中國經濟遭遇的困境。這一情形的出現多少有些超預期的成分。筆者在上篇文章《2019:尋找中國經濟樂觀的理由》中提到的,2018年初,各界對于貿易戰風險與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都普遍低估的,當時預期中國經濟進入新周期、特朗普貿易戰大多是虛張聲勢的觀點占據主流。

展望2019年,鑒于貿易戰以來中美金融市場動蕩已很顯著,對雙方的負面沖擊也越來越大,中美之間達成暫時妥協的動機目前來看是比較強的,預計2019外部中美貿易戰風險有望得到緩釋。而一個更加值得關注的風險可能恰恰來自于內部,即中國是否能夠避免陷入“流動性陷阱”。

“流動性陷阱”一詞源于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指的是當利率降低到無可再降低的地步時,任何貨幣量的增加,都會以"閑資"的方式吸收,因而對總體需求及物價不產生任何影響,經濟陷入長期通縮。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日本,被看作是首個陷入流動性陷阱的典型的國家。

近年來,有關中國式“流動性陷阱”的討論此起彼伏。普遍觀點認為,雖然中國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流動性陷阱,但考慮到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已降低,其實中國經濟已經一定程度呈現出了“流動性陷阱”的特征。突出體現在:今年以來,面對經濟下滑與投資不足,貨幣政策近來已明顯轉為寬松,但卻未能帶動寬信用的出現。雖然資金利率下行,市場流動性得到緩解,但貸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貸數據疲軟,資金在銀行間淤積,未能流向實體經濟。

從更廣泛的范圍來看,這一困境的出現其實又并非中國獨有。結合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央行的表現來看,相比于中國,歐美日同樣存在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困擾。例如,金融危機以來,即便發達國家央行普遍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貨幣乘數大幅降低。2007-2017十年間,美國、歐元區、日本央行的基礎貨幣分別擴張了5.1、3.9、和4.5倍,而相應的,廣義貨幣僅擴張了2、1.6和1.4倍。相比之下,中國的廣義貨幣擴張速度反而大于基礎貨幣擴張速度,十年基礎貨幣擴大2.7倍,而廣義貨幣增加了近5倍,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大幅加杠桿的過程。

然而,在筆者看來,伴隨著中國去杠桿的推進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貨幣乘數也會在未來呈現下降趨勢。原因在于:一方面,從需求角度來看,當前諸多企業債務負擔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利潤率降低,實體經濟貸款需求疲軟;另一方面,從供給層面,以往銀行更加青睞于將信貸資源配置在房地產與融資平臺,但當下房地產調控抑制房地產項目信貸受限,基建投資受制于地方債務負擔加重、基建項目投資回報周期長、收益率低等原因,當前銀行風險偏好仍然較低。

為了化解這一難題,近一段時間,中國決策層已加速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鼓勵銀行將信貸資源向民營企業傾斜,甚至提出數量型目標如“一二五”規則對銀行行為進行指引;1設立專項基金,通過政府平臺和資本市場募集資金,為企業注入現金流,提供流動性;以及對存在股票質押風險的企業,建議不“一刀切”強行平倉等措施。

在筆者看來,上述做法屬于短期應急管理的手段,在緊急情況下,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預期惡化與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出現,但從長遠來看,上述手段也具有明顯的行政性指令特征。如果持續時間過長,則不僅難以從根本上改善企業利潤,反而存在弊病,即政策過于關注短期目標,缺少規則意識,可持續性遭到質疑,也容易出現反復,進而使得預期不穩,企業家信心不足。

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近日財新年會上的發言同樣表明“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不能混為一談”的擔憂。在其看來,當前中國宏觀調控存在寬泛化的情況,本應保持穩定的法律、規章、制度被當作宏觀調控的手段。價格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監管政策等也都被賦予了宏觀調控的職能,宏觀調控的外延被無限擴大了。如果宏觀調控過度承擔中長期改革目標,以行政性調控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又會出現“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來講,筆者認為,防范中國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根本在于采用市場化的化解手段,通過市場化改革走出困局,即擁抱熊彼特提倡的“破壞性創造”。而過度通過行政手段,“屢試不爽”之后,結構性頑疾仍然存在,效果往往是南轅北轍。

以日本為例,大量僵尸企業存在,銀行持續為關聯企業持續紓困是日本陷入“流動性陷阱”的重要原因。以往中國存在大量國有企業,即便是有虧損,也能夠享受到政府和銀行信貸的支持,其實就有相當一部分具有了僵尸企業的特征,而當前民企遭遇危機,決策層支持力度較大,但倘若不加區分,將這一“待遇”甚至大幅推廣至民企,從長遠來看,將削弱中國企業的活力,使得資金回報率進一步降低,進一步加劇中國式“流動性陷阱”的風險。

綜上,貿易戰風險的緩釋,國內政策的轉向,對2019年中國經濟,市場不易過度看空。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從長期來看,中國如何能夠避免陷入“流動性陷阱”。在筆者看來,中日有明顯不同,當年日本陷入真正意義上的“流動性陷阱”始于房地產泡沫的破滅,而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仍要好于日本的情況,消費和服務業也有很大潛力,整體經濟尚有很大回旋空間。

未來關鍵在于能否尊重經濟規律,強化規則意識,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的泛化,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走出困境。在筆者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化改革的決議十分清晰,未來如能切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土地改革等關鍵改革,則有助于避免中國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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