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人是如何收斂日軍遺骨

來源:慕容蕓嫣 2018-12-03 04:10:29

據很多抗戰老兵回憶,當年跟日軍作戰時,即便打了勝仗,也很難看到日軍尸體,他們對收斂處理陣亡人員尸體極為重視。在日軍傳統中,戰場上棄尸是對軍人歸屬感的傷害,會嚴重影響部隊士氣;另外,日軍非常好面子,即便從“護短不示弱”的角度考慮,也會及時處理陣亡者遺骨。對于戰時未能及時處理的遺骨,日方也會在戰后想盡辦法收斂日軍遺骨。

敗退時脖子上仍掛著骨灰盒

通常情況下,日軍對陣亡者的處理遵循著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為,在戰場上及時將陣亡者尸體燒制成遺骨,裝在骨灰盒里攜行;待戰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級指揮官親自主持,舉行大型慰靈式祭奠,而后擇機運回日本安葬,靈位入祀靖國神社。若遭遇慘敗戰事,難以及時處理完整的尸體,就采取軍官割一條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個手指,以專用的“化學燃燒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燒制成遺骨。到中國軍隊反攻時,節節敗退的日軍脖子上仍挎著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戰爭時期日軍一首廣為傳唱的軍歌,即為《懷抱戰友的遺骨》;除非遭到慘敗不容及時處置的情況,絕不拋尸棄骨。

1944年,日軍在滇西戰場上遭受慘重失敗,戰死的日軍尸骨遍地。據騰沖縣政府民政科長、國民黨騰沖縣黨部書記長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報《騰沖敵情報告書》載:“……(日軍)凡有傷亡,必嚴密警戒不令人見,焚燒掃除后方才解除警戒”。在松山戰役中,日軍指揮官曾下令“處理”重傷員,要么用手榴彈自殺,要么吞下用來代替毒藥的升汞片。實際上,這種辦法已屬“人本”之舉,在過去流動性較強或倉促間失敗的作戰中,日軍對重傷者甚至“活殺”。“……每有傷亡,必將死尸搶運后焚化,決不留一具尸首與人看見。”

一戶騰沖居民光復后回家,發現自家二樓堆滿日本骨灰盒,每個盒上放著手表、鋼筆、書信、獎章等物。這顯然是收集好準備后送的。那戶人家又驚又怒,一炬焚之。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全員玉碎”,日軍是不會如此狼狽的。

戰后想方設法收斂遺骨

戰爭時期,緬甸為英國殖民地。日本為實現侵緬意圖,于1942年進攻緬甸。從1975年開始,在政府、財團和民眾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人在緬甸打通了種種關節,在各個戰場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靈塔和紀念碑,不論原址上已蓋酒樓還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買下做祭祀之所,甚至,為戰死緬甸的軍馬也立了紀念碑。

幾乎與在緬甸的活動同步,日本人也開始了對于中國云南的活動。雖然期間經歷漫長坎坷,但日本人卻始終執著如初。

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獲準訪問了云南昆明。他們向當時的云南省革命委員會提出,希望允許他們到滇西祭奠陣亡日軍的亡靈。這個要求被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據說全體日本人當即失聲痛哭。此后,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來到云南,但當時云南對外開放地域限定大理市。雖然大理風景如畫,然而日本人卻個個愁眉不展,終日翹首西望,茶飯不思。臨行前,他們面西肅立,而后長跪不起,他們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軍亡靈的。

1980年1月,日本人終于在戰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這次,由日本“全緬戰聯協”派遣的“云南地區慰靈團”來到中國。大概在外交接洽環節,日方已考慮到在中國收骨不會成功,這一次只是派了與那段歷史有密切關聯的10個日本老兵。這次在中國方面的幫助下,他們得到了滇西戰場上的泥土。回國后,在原日軍第56師團戰友會舉行的慰靈式上,這些泥土作為“靈沙”分給了陣亡人員家屬。

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更多的日本人終于可以以“旅游觀光”的名義來到滇西。在松山舊戰場上,他們一般不跟當地老百姓說話,表情肅穆。上了山后,哭天叫地,訴說禱告……當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帶著一群男女兒孫來到松山,堅辭導游,竟能在山上輕車熟路地走動。有當地的明白人問他:你是當年那位逃出去的日軍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從1980年起他來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個:為死在松山的日軍在當地建一座慰靈碑。為此,他曾表現出一些誠意,比如捐資龍陵在原日軍第56師團前進指揮所駐地趙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學,當地人謂之“贖罪”學校。這一舉動得到了當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對于他要為松山日軍陣亡者立碑之事,當地政府認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實是永遠無法抹去的罪惡,所以婉拒了他的請求,并請他尊重中國人的民族情感。

當地人常常說起日本人為尋找日軍遺骨而“懸賞”的事,據說交換條件是:一具尸骸換一輛轎車,一根腿骨或手骨換一臺彩電。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過外交努力無果,從而私下活動后播散出來的傳聞,并非空穴來風。

丟棄遺骨被中方收集保存

那么,當年日軍丟棄在滇西的遺骨情況到底如何呢?據資料,有少量是在戰死后由日軍自行處理的,活下來的日本老兵曾記錄保存下來一些資料;大量的則因無法及時收尸,在戰后由當地人收斂掩埋了,由于當事人紛紛離世,已很難找到準確的位置。但是,當地也保留下了日軍丟棄的一些遺骨,并挖掘出了一部分,至今仍集中保存著。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是國內最早披露這一信息的人。2002年,方軍在龍陵采訪見證抗戰的“最后一批人”時,曾看到了這些日軍遺骨,并在《保山日報》首次報道。據當時龍陵縣史志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介紹,1988年至1989年,縣政府曾組織人力在松山一帶收集了一些日軍遺骨和遺物。當時組織挖掘的目的,一是基于人道主義考慮,二是史志辦需要收集一些與戰爭相關的資料和物證。之后,這些遺骨和遺物被裝在陶罐和木箱內,一直放置在龍陵縣史志辦的倉庫內。據聞,2005年龍陵抗戰紀念廣場落成,這些東西又被搬遷到了新建的抗戰紀念館內。

方軍曾對所看到的日軍遺物做分類介紹:有5個陶罐裝的骨灰,是日軍第56師團將在緬甸戰死的日本兵燒成骨灰,帶入中國滇西的。據說日軍當時曾準備帶著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慶去。裝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緬甸薩爾溫江流域婦女頂在頭上使用的陶瓷器皿。當年戰事結束后,當地群眾擔心污染空氣和水源而收斂日軍尸體,屬于草草掩埋。1988年,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裝在本地燒制的三十幾個陶罐里。此外,和遺骨一起出土的還有日軍的鋼盔、皮鞋、飯盒和炮彈等物品,裝在二十幾個木箱里。

據聞,日本方面看到后,曾與中國外交部交涉,希望就此遺骨的返還問題進行磋商。但此后的消息是,當地政府回應本地并無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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